两大顶流主演张艺谋新电影又掀“撕番”大战，明星的番位之争有那么重要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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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张艺谋执导国安题材新片《惊蛰无声》官宣演员阵容，内娱粉圈又掀起了新一轮的“撕番大战”。

易烊千玺、朱一龙两大青年顶流领衔主演的神仙阵容，成为本轮“番争”的焦点话题。

熟悉内娱番位规则的网友，应该不难理解这次《惊蛰无声》官宣传递的信息：虽然同有“领衔主演”的名号，但易烊千玺和朱一龙两位男星名字之后没有明示“平番”的括号说明（比如“按姓名拼音首字母排序”），易烊千玺一番、朱一龙二番，似乎已经坐实。

两大流量明星自己是否介意、有多介意番位，外人不得而知；但这样的番位安排，却在关心在意“番争”的网络敏感群体间，激起了不小讨论。

这其中，部分朱一龙粉丝避谈番位“聚焦作品”的态度还算体面，但易烊千玺粉丝仿佛大胜的骄傲，以及其他对立群体对易烊千玺的“资源咖”酸讽也不少见——这是长期盛行的“番位文化”的必然结果，一点也不出人意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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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方紧跟官宣阵容发布的电影主创联合倡议，足可见对此现象的预见。

易烊千玺和朱一龙的一二番之争之所以能吵起来，除了两人同为顶流男演员的“面子”，更在于两人目前成绩的势均力敌、各擅胜场。

可以想象，如果是吴京或沈腾和易烊千玺共同主演电影，谁一番谁二番不会成为问题；如果是星光or实绩明显不如朱一龙的男星被易烊千玺压番，也不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。

用粉丝的“番位”底层逻辑比拼：朱一龙贵为金鸡百花双料影帝，且在一番电影票房“实绩”方面占优；而易烊千玺虽然一番总票房不及朱一龙，但崭露头角更早，获得赞誉的作品更多，得大导演青睐的经历更丰富，且自身演技的出圈力也有目共睹。

而且易烊千玺的二番作品中有《长津湖》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《满江红》三部影史票房前十大作，这点同样不可忽视。

总而言之，按常理来说，他俩成为同一部作品的双男主，番位先后至少是可以争论的。

除了实绩之争，这里还牵涉到古往今来番位战争的又一条隐形规则：如果两位主演咖位大致齐平，那“尊老”的情感很可能发挥作用，年龄辈分较大的演员更有可能在番位上占据优势。譬如《变脸》（1997）中的约翰·特拉沃尔塔和尼古拉斯·凯奇，就是这样的例子。

这也是此次易朱之争引发如此大争议的另一重要原因：年龄领先一轮的中坚顶流，为00后小辈做二番，在番位战争的逻辑中，也很难不让粉丝意难平。

但，说来说去，”撕番“都只属于特定群体理解和在意的问题。

番位的先后，真的就一定对应星光和咖位的高低吗？这样凡事都要定个尊卑、输赢的番位文化，对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，又真的有利吗？

答案都是否定的。

当然，无论观众和行业喜不喜欢番位之争泛滥的现状，也必须正视现实：明星制是影视产业的根基之一，而“一番”地位，是明星地位和曝光度的象征，也意味着制片人对其名气、号召力的肯定，此外还往往绑定着薪酬、分成等利益分配的多寡。所以不存在完全不在意番位的明星演员，也不存在对番位安排完全“无所谓”的影视市场。

《火烧摩天楼》（1977）中麦奎因和纽曼曾大举撕番

但眼下内娱的问题，在于对番位太过敏感，恐怕已经超过撕番历史更早的美国，以及过去番位门道最多的日本，成为全世界最“番位癌”的一个圈子。

这并不是说以前内娱就不争番，毕竟《画皮》（2008）《盗墓笔记》（2015）的撕番大战至今仍被津津乐道；但眼下这种过于严苛的番位规则，却很大程度上是平台主导的流量时代产物，而且在剧集方面的体现，要比电影更加严重。

这种程度上的差异，来自国内剧集和电影创作生态的不同。

当前剧集的主导话语权在平台方，而剧集（尤其是偶像剧）的“流量效应”又更为显著，从立项定级，到播放后的实际热度，都极其依靠明星粉丝做数据、拉流量的能力。

所以在一番流量=招商能力的等式下，具体的偶像明星不仅要被平台当成招商利器，也受到粉丝意见的强力制约，往往是即使自己不想争一番，也被粉丝架在火上下不来。

别说一二番，连三四番都要“排名不分先后”安抚粉丝

这是因为流量明星的粉丝，常怀着买股打投、送爱豆“飞升”的心态在追星，在此过程中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劳动和得失心，他们当然是不能接受爱豆在竞争残酷的天梯战中“认怂”放弃一番位置的。

这种机制造成的结果，就是近几年来内娱剧集，尤其是偶像剧的番位争议层出不穷，从《青簪行》到《仙剑四》，从《一念关山》到《逐玉》，往往是男女主的番位次序出现争议，几乎到了每出必撕的地步。

而在这些撕番的案例中，合同、官微、海报、片头尾字幕中没有明确番位的情况仅为少数，大多是粉丝群体为爱豆“鸣不平”、指责对家“偷番”，甚至不惜造谣、网爆对手演员——这样既不体面、也和作品本身没有太大关系的恶性斗争，对国产剧的创作显然不可能是有利的。

而在国产电影方面，由于相比“大水漫灌”的剧集数据，主演明星的流量很难直接决定电影票房的成败，而且“导演中心制”的影响仍在，可以说剧圈撕番的歪风邪气虽对电影造成了连带影响，但论完全靠各类数据“比大小”来决定番位的情况，电影还远没有剧集那么严重。

《酱园弄》除一番章子怡外区分并没那么严格

近年来很能证明这一区别的，或许是巨星沈腾不止一次放下身段作配，先在《你好，李焕英》（2021）中担任贾玲和张小斐的三番，后在《超能一家人》（2023）中担任老搭档艾伦的二番（两部作品中沈腾均没有“友情出演”等名号）。

还有一个例子，《封神第一部：朝歌风云》和《封神第二部：战火西岐》演员阵容几乎一致，但费翔一番变五番，黄渤三番变一番，几乎所有演员的番位，都随着角色戏份的重要性做出了调整。

如果要按在偶像剧饭圈中那套“数据决定一切”“大牌必压小牌”的逻辑，以上的例子完全是倒反天罡、足以把人CPU干烧的荒诞定番。但在电影界，根据角色重要性定番、不强抢一番的逻辑，几乎不存在多少争议。

而说到这回的《惊蛰无声》，张艺谋这一等级的超级大导演，无疑对作品有着绝对的掌控权，“导演才是一番”。影片的选角也完全是导演“钦点”组局，无论是多大的流量明星，都只会受宠若惊，以谦逊的态度应邀。毕竟参演张艺谋作品的吸引力，显然要胜过粉丝给予的“争一番”压力。

而与此同时，但凡能明一点事理的粉丝，也明白参演大导作品的珍贵意义，即使暗潮涌动少不了，但不太会在明面上直接对番位安排开炮——这也是《惊蛰无声》官宣阵容后，朱一龙粉丝的主流反应。

在这次的易朱之争中，也有不少观察者敏锐地提出了一个合理的猜想：由于饰演反派的演员不宜担当一番成为隐形规则（甚至近期上映的《猎狐·行动》片尾字幕也被改成了段奕宏一番、梁朝伟二番，和海报相反），那根据《惊蛰无声》的剧情简介，“易烊千玺和朱一龙将进行正反力量的惊心对决”，而正派一番反派二番，是符合当前大方向下政治正确的定番。

如果这个猜想为真，这就更能说明：谁一番谁二番，和咖位大小并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。粉丝大可不必死抠咖位，大牌可以放下身段演配角，也是当前全世界影坛的风向。

以昔日最看重明星番位的好莱坞为例，那里曾经闹出过大男主超英电影《超人》（1978）中超人父亲（马龙·白兰度 饰）、反派卢瑟（吉恩·哈克曼 饰）两位影帝巨星压番超人（克里斯托弗·里夫 饰）的老式安排，《蝙蝠侠》（1989）的一番也是小丑（杰克·尼科尔森 饰）而非蝙蝠侠（迈克尔·基顿 饰）。

但新世纪以来，好莱坞的“番位癌”已大大缓解。

在《被解救的姜戈》（2012）、《信条》（2020）、《奥本海默》（2023）这样的大导作品中，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、罗伯特·帕丁森、马特·达蒙、小罗伯特·唐尼这样的大明星，统统安心为咖位更小的主演担任二番三番甚至四番——没有内娱那种花式百出的“特别主演”“特别出演”“友情出演”话术发明，甚至连好莱坞传统的“with”和“and”（表特出）都没有，就是正儿八经的二番三番四番。

而在《芭比》（2023）这样显而易见的大女主电影中，顶流男星瑞恩·高斯林也分别在番位上为当时实绩较少的玛格特·罗比让位，颇具绅士风度，不喧宾夺主，一切以角色分量为中心，最终成就佳话。

其实回归常识，影视作品中番位如何制定，本来就更应该根据饰演角色的戏份及重要性决定，这是正本清源、回归创作逻辑的必然选择。

而反观那种以番位定尊卑，一味拜高踩低，将演员分为“正宫”和“洗脚婢”的饭圈番位文化，怎么又不能算一种等级制入脑的封建糟粕呢？

去年，谍战剧《追风者》三番、男二号王阳入围白玉兰最佳男主角提名，掀起了一股很大的番位讨论风波。然而在声讨王阳“偷番”“非男主”的声音中，很少有人能想起来，当年凭借《电视台风云》（1976）中入魔表演夺得奥斯卡影帝的彼得·芬奇就是三番，甚至最初《英雄本色》上映时，饰演万人迷“小马哥”的周润发，在海报和片尾字幕的排序中也并非是一番。

在《沉默的羔羊》《蝙蝠侠：黑暗骑士》等世界影史经典中，在《狂飙》《坚如磐石》等近年的国产犯罪影视之中，非一番反派的角色魅力和表演塑造都比一番更让观众印象深刻。

归根结底，演员靠作品和角色说话，而不是靠番位说话。在宣传和片尾字幕中的排位，以及海报上名字的醒目程度，从来不等于角色的力量大小。

（文/阿拉纽特）